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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详情页设计
1974年，周恩来即将住院之前，他的侄子周秉钧从广州出差来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他时，周恩来竟主动和侄子聊起了自己的父亲。
最后，他特别感慨地说道：“我对父亲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那么，周恩来的父亲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呢？
故事很长，我们慢慢来看！
家道中落，周劭纲攒钱二十年葬爱妻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年幼时跟随家人从浙江绍兴迁居到江苏淮安。
17岁时，周劭纲回绍兴参加县试考秀才，未中。
转而向舅舅学做师爷，未成。
主图设计为了给儿子谋个出路，老爹周起魁花钱给周劭纲捐了一个“同学生”的名分。
“同学生”相当于民国以后的初中毕业生，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化人。
有了这个名分后，周劭纲在县衙门里谋了一个文书之类的差事。
由于周劭纲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官员，为了他的前途，周起魁又花了钱，给儿子捐了一个“主事衔”的职位。
按照清代的规矩，主事是正六品。正六品的官职可不小了，虽然“主事衔”只是一个“虚衔”。
接着，周起魁又为儿子迎娶了淮安知府万青选的女儿万冬儿为妻。
万冬儿是万青选的妾——张氏夫人所生。据说是冬天所生，所以取乳名为冬儿。
万青选的前后两房夫人共生育了32名子女，男女分别排行，万冬儿按女性排十二，所以也被唤为“十二姑”。
万冬儿生得美丽大方，活泼开朗，深得万青选的喜爱。
就这样，周劭纲一手抱得美人归，一手把权利揽入手。一时间，可谓是“风光无限”。
一年后，他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了。
可惜，这件喜事还没来及庆贺，周家的“顶梁柱”塌了。
官居知州的周起魁去世了，从此，周家开始衰落。
没了父亲的依靠，周劭纲在衙门的差事也受到了影响。
家境的变迁，迫使周劭纲不得不外出谋生，他经人介绍去了武汉，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微薄的收入仅够自己使用。
而家里的一应事务全靠妻子万冬儿打理，周恩来和母亲过上了靠典当度日的生活。
在周恩来9岁的时候，万冬儿因病去世，在外谋生的周劭纲得知消息后，匆匆赶回料理后事。
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万冬儿的“嫡母”要求女婿必须按照出身门第的规格办理丧失。
比如说，棺材要楠木的，裹五层麻，“十二朵正花”，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
周劭纲也想这么办，可钱袋子不允许啊！他好不容易凑钱买了楠木棺材，实在是没钱走完后续的流程。
但他岳母就是认准了这个理，还放话“如不照办，便不许入葬”。
这样一来，万冬儿的灵柩只能放在小草屋里。
忠厚老实的周劭纲为了答谢操劳一生的妻子，在往后的日子他省吃俭用，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攒了一笔钱。
最终让爱妻归葬在了淮安东门外周家祖坟里。
妻子去世之时详情页设计，周劭纲正值壮年，但他后来没有提过一句关于“续弦”的话。
之后的日子里，周劭纲随身带着一张万冬儿的画像。但不幸的是，这张画像最后还是遗失了。
解放后，刘秉衡代表淮安县委赴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曾带去了几张周家亲属的画像。
周总理很是高兴，他左翻右找但就是没有母亲万冬儿的。
最后，周总理落寞地说道：“我父亲生前一直带着我母亲的像，可能是那次上海紧急转移时弄丢了……”
周劭纲对妻子挚爱一生，矢志终生不再婚娶。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周恩来，从父亲那里，周恩来继承了对爱情的始终不渝。
虽然两代人的婚姻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人之常情并不会因为革命而丢掉……
周劭纲牵挂儿子，但从不提要求
处理完妻子万冬儿的事情之后，周劭纲收到了周家大哥周贻赓的“邀请函”。
这位叔伯兄弟在东北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得知弟弟处境艰难后，就决定帮衬一把。
就这样，周劭纲带着儿子周恩来“投奔”到了东北。
在东北落脚后，周劭纲去找工作，周恩来托付给了大伯周贻赓。
也是从这个时候，周恩来才有机会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了。
3年后，周恩来随大伯到天津，秋考入南开大学，于1917年毕业，之后去了日本留学。
1918年，周恩来利用假期时间回国探望父亲。这个时候，周劭纲在北京寻得了一份微薄收入的工作。
父子俩相聚，周恩来写了两句诗，表达了当时的心境。
“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
作为儿子，周恩来很少承欢父亲膝下。作为父亲，周劭纲一生奔波，很少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
以后的局势变幻莫测，父子俩的生活似乎“背道而驰”。
虽说周劭纲对儿子所从事的工作搞不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坚信儿子的选择……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周劭纲当时去上海看望儿子。
很快，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的大部分的共产党员都受到了迫害。
此时此刻，上海的形势极为险峻。
但周劭纲也没有选择离开，他坚持留在上海陪儿子，还帮着儿子做了一些秘密通讯联系的工作。
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往武汉，周劭纲才回到了东北。
与儿子分别后，周劭纲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在出重金悬赏他儿子，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1931年2月，周劭纲再一次来到上海，他在二嫂的家里见到了周恩来。
周劭纲虽不理解革命，但他只想着为儿子做点什么。那些日子，周劭纲继续帮着儿子做些通报联络的工作。
一直到这年冬天，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周劭纲才回到东北。
此后，周劭纲辗转天津、扬州、上海等地，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
他听不到儿子的消息，心急如焚。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和宋子文谈判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成为了全国上下瞩目的人物。
得知这个消息的周劭纲，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接下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
1938年1月详情页设计，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与自己一起生活。
5月，周劭纲来到武汉。
8月，日军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劭纲要从武汉转移到湖南湘乡。
转移的路上，周劭纲跟着朝气蓬勃的战士们，被感染地变得开朗许多。
据一些革命老同志们回忆说：
总理的父亲，我们叫他周老太爷。他是个好人，知书达理，平易近人。他能体贴别人，又讲义气。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有时还和我们开玩笑，他人很朴素，不讲吃不讲喝，给什么吃什么。
对于周劭纲的外貌描述，一些老兵是这样说的：
周老太爷的个头与周副主席差不多。花白胡须、红光满面，外包美工头发虽有些谢顶，但天庭饱满。他经常穿长袍马褂，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
1940年秋天，周劭纲转移到了重庆。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重庆红岩村。
在红岩村，周劭纲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而他的住所上面的一座小楼是公开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由于红岩村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那里没有闲杂人员。所以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周劭纲很少外出。
他的活动范围就在红岩村里。
在这里，他常常一个人看报纸、读唐诗，有时去果园转转，日子倒也过得比较自在。
只是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太孤单了。
周恩来知道父亲寂寞。他曾经对在红岩村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小张，我工作忙，你有空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后来，据张颖回忆说：
老爷子跟我谈他自己的事。说他们原来的家还很不错，后来就穷了。现在抗战了，自己到处奔波连家也没有了。还说他对儿子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说现在儿子这么忙，不能常来看他。我觉得他很苦恼。
尽管周劭纲有苦恼，但他仍旧是个识大体的人。即使儿子有出息了，他也没有提过要求。
有一次，周恩来到红岩村办事，进城时总会和乡亲们说：“你们谁要进城，可以搭我的车去。”
而周劭纲一次也没有提出要搭儿子的车。
周劭纲去世，周恩来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病住院手术。
人们怕周老爷子担心，便把这个消息压下去了。
7月5日，周劭纲突然发烧不止，他对伺候在旁的儿媳邓颖超说：“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邓颖超回答说：“恩来忙，出差了。”
但周劭纲对这个说法不相信，他还是重复地问“儿子为啥不来？”
后来，周劭纲的病转成了肺炎，不能起床。
那时，红岩村养病的老友张颖来看他，周劭纲一把抓住张颖的手，喘着气问：“恩来，为什么不来看我？”
一开始，邓颖超没把周劭纲的病危消息告知周恩来，周恩来那边还惦记着父亲过生日呢！
7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邓颖超，信中说：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年，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那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
7月9日，周劭纲的病越来越重，嘴里仍不停地念叨着儿子的名字。
邓颖超赶忙写信给周恩来，信中描述了周老爷的病情状况。
接到邓颖超的信之后，周恩来心神不宁。
7月10日，周恩来再写信。一向不迷信的周恩来，在信中提及“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
与周恩来发出信的同一天，周劭纲带着遗憾去世了。享年只68岁。
周劭纲生前就只有周恩来一个亲人了。他对儿子的爱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总是很挂心的。
实际上，从周恩来参加革命起，周劭纲就悬着一颗心。他在担心儿子安全的同时，也很操劳儿子的身体情况。
记得周恩来还在重庆工作的时候，他每次路过父亲的住所时，都会说一句：“我休息了，您有空过我这儿来玩！”
但当周劭纲去找儿子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知他儿子又熬了一个夜晚，刚不久才睡下了。
每次看着儿子努力工作时，周劭纲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注视着。他的眼神里，包含了很多情绪，有骄傲、有担忧、也有心疼。
周劭纲在临终之际，最想见的那个人就是儿子周恩来了。可惜，造化弄人，还是让老人家带着沉重的遗憾走了。
对于周劭纲老人去世之事，要不要告诉周恩来？董必武召集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商量，最后他们达成一致，那就是等待周总理出院后，再透露这个事情。
不过，细心的周总理从一个工作人员不自然的表情中，看到了“猫腻”。
经过周总理耐心的细问之下，这位工作人员终于忍不住，全盘托出了实情。
周恩来听到父亲已去世了三日，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大声喊着要赶快回去。
可他拖着手术后的虚弱身体，下了床，因体力不支只能蹲在地上。
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悲痛欲绝，痛哭不止。他的心仿佛都要碎了。
他向邓颖超大发雷霆，说道：“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停顿了几秒后又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了解我！”
邓颖超被责问地直掉眼泪，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躲起来”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到天亮。
17日，周恩来致电毛主席，将父亲去世的情况做了汇报。内容如下：
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予次日安葬。
从这份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还是为父亲病故未能见最后一面，而感到耿耿于怀。
很快，毛主席复电，内容是这样写的：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电报既表达了战友之情，也表达了对周老先生的敬重。
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考虑到周劭纲生前曾帮助周恩来从事过革命工作，就把周老先生的墓转移到重庆革命烈士公墓里。
后来，这件事被周总理知晓后。他立即做了批示，请求重庆市委把他父亲的坟迁回去。
虽然周总理对父亲是非常地敬重，但是此时此刻他想得更为深远。
而中共重庆市委觉得周劭纲生前的的确确是参加了革命，并不光是周恩来的父亲，迁入烈士公墓也合情合理。
他们讨论了一番后，就拖着未办。
1964年，周恩来派身边人前往重庆，终于将周劭纲的棺木从革命烈士公墓里迁出，后安葬于附近一座无名小山的山腰上。
周恩来一直对父亲怀着很深的感情的。他始终把父亲放在心上，实际上，从一件细微的小事情就能窥探出周总理对父亲的爱。从父亲去世后，周恩来身上就一直带着一张相片。
后来，在周总理去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整理衣物时，从他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小皮夹，里面放着一张周劭纲老人的照片。
在照片的背后，有周总理亲自写的4个字：“爹爹遗像”。
再后来，邓颖超把小皮夹交给了侄女周秉德保管。邓颖超向侄女说了小皮夹所蕴藏的故事。
她说：“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装进贴身的上衣口袋中随身携带。这个小夹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爷爷的照片。”
话落，邓颖超从皮夹子里抽出了一张照片。
据周秉德回忆说：
照片大约3寸左右，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变黄。但却保存得很完好，没有一点折损。
从周恩来细心保护父亲照片详情页设计，以及将其放在贴身之处，就可以体会出周总理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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