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09-29 08:27 点击次数：120
1976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曹禺院长得知这个消息后详情页设计，悲痛万分，他说：
“周总理逝世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当时，北京人艺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曹禺院长有着半个世纪的交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周总理对剧院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其中一点和曹禺是分不开的。
在那个令人怀念的日子里，周总理经常到剧院看演出、看排练、出席座谈会，甚至每个员工的宿舍，周总理都去过。
周总理每次来剧院，曹禺都会在一旁陪同。用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曹禺是他的“老同学”。
他们真的是老同学吗？
曹禺摇着头说：“那是总理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南开中学先后的同学，而且先后在一个剧团演过戏罢了。”
周恩来对曹禺的夸奖毫不吝啬：“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要见上一面。”
周恩来和曹禺的交往，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
1938年在武汉，邓颖超应友人之邀，观看了一场话剧，名为《日出》。事前，她并不清楚这个戏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戏的内容。但整场看下来，她深深地被这场话剧所吸引。
后来，听友人介绍，邓颖超才知道这个戏的作者叫曹禺，非常年轻，以前也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还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人物，以后在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
23岁那年，曹禺写出了《雷雨》，26岁又发表了《日出》，他的戏剧，在不少城市和学校都有演出，深受广大青年人的喜爱，是戏剧界被看好的青年作家。
邓颖超听完所有介绍后，频频点头。她惊异地发现，这个年轻的作家，竟能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可见其出手实在不凡。
她没有想到，这次看戏，会发现一个新人，这的确是意外的收获。
回去以后，邓颖超向周恩来介绍了曹禺，并建议他抽时间也去看看。
不久，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去看了《日出》，之后又看了《雷雨》。对曹禺的这两部成名之作，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喜欢。
遥想过去，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话剧，周恩来还是南开新剧团的中坚分子，甚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过《吾校的新剧观》这样的文章。
对话剧的关心和热爱，成为他们两人在革命生涯的共同爱好。
周恩来珍视曹禺的作品，还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尖锐而直率地揭露生活，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暗与丑恶，才显示出作家正直和真诚的艺术良知。
通过观看这些作品，周恩来觉得，曹禺不仅熟悉生活，而且熟读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掌握了前辈文化艺术大师的真谛，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周恩来会对邓颖超说：“曹禺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我们南开的同学，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要打听打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见上一面，和他谈谈，交朋友，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朋友。”
初次见面，周恩来对“老同学”说：“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有一天，他收到周恩来托人交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周恩来是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用十分亲切的口吻问候了曹禺，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八路军办事处做客。
曹禺收到信后，惊喜万分。他早就知道周恩来的身份，也想亲自去拜访，这下刚好有了机会。
当他第一次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心情格外兴奋。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青年人领着他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候。
周恩来见曹禺来了，面带笑容，伸出手，同曹禺紧紧握在一起，十分亲切地说：“你来了。”
曹禺很激动，他高兴地说：“周先生详情页设计，您好！”
周恩来笑了笑，一边将曹禺迎到座位上，一边说：“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两人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
那时候，周恩来问曹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问到了他的创作情况。当周恩来谈起《日出》和《雷雨》时，热情地赞赏了这部作品，言谈之间也流露出对曹禺的喜爱。
周恩来亲切和蔼，谈笑风生，很快就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他们都不再感到陌生，也彼此增强了亲切感。
曹禺身为一个作家，有着特别敏感的心，他感受到周恩来待人真诚，同时也感受到了少有的心灵沟通。
然而，当他们的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就响了。周恩来和曹禺打算一起去躲躲。他们从曾家岩沿着石阶而下，在山路上看到日本的飞机正朝着山城轰炸，顿时浓烟四起。
面对这些凶残的敌人，周恩来面容严峻，心情沉重地说：“如今国难当头，我们中华儿女必须团结起来，奋起抗日。”
这种情景让曹禺感触良多，他也从周恩来的身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相信共产党是要抗战到底的。
从那时起，曹禺坚定地靠近了共产党，在他一生的追求中，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由于日军经常轰炸重庆，国立剧专被迫前往距离重庆300里路的小城——江安。在这里，曹禺时常会想起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会想起周恩来对他的期待和鼓励。
1939年的冬天，曹禺在江安任教之余，写下了《蜕变》，并和导演张骏祥带剧团到重庆准备演出。
谁料，在演出前，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和刁难。好在最后经过据理力争，才于1940年4月15日得以在重庆演出。
《蜕变》一经演出，就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人说，这是抗战时期戏剧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就连报纸上都发表了一些肯定的文章。
当然，有好的评论，就有不好的评论。曹禺很关心大家的看法，当他看到一些偏激的评论时，也会感到沮丧和困惑不解。
这时，周恩来也看了这部戏，他非常高兴，立即请曹禺到八路军办事处吃饭，意在庆祝曹禺的《蜕变》演出成功。
周恩来说：“歌颂抗战是艺术家的良心，我们只有保护和引导的责任，没有挑剔和损伤的权利。”
曹禺听后，大受感动，他发现周恩来是第一个发现《蜕变》这部戏主题价值的人。
1941年，继《蜕变》完成以后，曹禺又写出了《北京人》。10月26日，《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次公演，又引起了轰动。
周恩来第一次去看《北京人》，印象颇好。他认为这是曹禺写得最好的一部戏。对于曹禺的作品，周恩来对《北京人》格外偏爱，在重庆的时候就已经看过好几次，后来到了50年代，趣味依旧不减。
抗战时期的重庆，绝大多数公教人员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曹禺虽为大学教授，还是著名的作家。但因为有家属，过得也非常贫穷。甚至有时候吃饭，只能烧碗开水，对付着两个烧饼咽下去。
周恩来知道曹禺生活窘迫后，经常请他到曾家岩共进午餐，有时还会请老舍先生来吃饭。
重庆的冬天，特别阴冷。周恩来看见曹禺衣着单薄，就特意送了他一块延安纺织的灰色粗毛呢，让他御寒用。
那时候的曹禺，听说延安欢迎老舍、巴金等一批作家到延安去，就对周恩来说：“我想离开国统区丑恶的环境，要到延安去。”
周恩来挽留了他，并语重心长地说：“这里也需要人，国统区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你的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要继续努力。”
最后，曹禺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详情页设计，曹禺和周恩来是前后同学，虽然相距有10年，但对于培育自己的母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约曹禺一起到重庆郊外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喜出望外，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那天，张伯苓留周恩来、曹禺一起吃午饭，恰巧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也来了。张彭春是南开最早的留学生，回校后任南开新剧团的领导人。
他见到周恩来和曹禺，也十分高兴。阔别多年，深圳亚马逊美工招聘如今老友重逢，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啊。
席间，周恩来回忆了在南开学校的生活，他的言语中处处透露出对老校长的敬重，让人十分亲切。
回去的时候，周恩来和曹禺乘坐同一辆车。在车上，曹禺说自己在江安任教时，有特务到他的住所搜查过。于是周恩来提醒他说：“国统区特务横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曹禺的心中，周恩来就像良师益友一样，是一盏引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
1945年的秋天，周恩来还介绍了毛主席给曹禺认识。
那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重庆文化界二十多位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在上清寺见到了毛主席。
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穿着一身蓝灰色中山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
毛主席紧紧握住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电影导演沈浮插话说：“国统区太黑暗了，我要到延安去。”
毛主席笑了笑，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哦！”
这次见面，让曹禺体会到毛主席身上的魅力。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
周恩来对曹禺说：“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1949年2月，曹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香港，随后又和一批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
曹禺一行人从香港坐船到烟台，然后又乘汽车到达济南。邓颖超听说后，特意从北京到济南欢迎这批爱国民主人士。
当时，曹禺见到邓颖超，非常激动，他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亲切的说了一句：“邓大姐！”并把身旁的方瑞介绍给邓大姐认识。
邓颖超说：“欢迎大家，恩来同志让我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到北京共商国事，恩来还要我向你们问好。”
由济南乘车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曹禺立即投入到筹建新中国繁忙的工作中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还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理事。
那时候，曹禺在创作上有了一种特殊的心态，对于自己在创作上已有的成就，也发生了动摇，甚至常说：“我的那些作品写得不好，不要再提了吧。有时，我真想一把火把那些作品全部烧掉。”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对自己过去的创作，主动提出批判，甚至还对《雷雨》、《日出》等作品进行了修改，特别是《雷雨》，改动非常大。
1951年，周恩来听说曹禺学习努力，并勇于自我批评，表示赞赏。同时，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曹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要有主见。”
1954年12月31日的晚上，周恩来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了曹禺解放后的第一个戏《明朗的天》，并直接给予剧院具体的工作，详细的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高兴地来到舞台上，与演员们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美工那时候，周恩来站在舞台中央，一众演员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听他讲话。突然，周恩来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你们谁有约会的先走，要是挨了骂，我可不负责哦。”
一句话，瞬间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周总理也畅快地笑了起来。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来听周总理讲话的人越来越多。那些站在后面的同志根本听不清楚。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我们都到休息室吧！”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前往休息室。
在休息室里，周总理挥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等所有人都坐好以后，周总理满脸带笑地对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这个除夕也没算白过，大家都谈谈吧！怎么样？”
接着，大家都反应了一些情况，周总理兴致地记录下来。最后，周总理对曹禺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得太少，去年多一些，但还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
曹禺点了点头，说：“是的，就在今年年底搞！”
周总理听到后，继续说：“在话剧比赛之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检查报告也要出彩一点。”
曹禺边听边记着，还是时不时点头。
这时，周总理突然加重了语气，说：“你是院长，要能自我批评，也要敢于批评别人，起到带头作用。你在剧院这么多年，这些应该都可以做到吧？”
曹禺比了个手势，表示可以做到。周总理又说：“报告还是要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
谈话结束以后，周总理又把曹禺交到身边，对他嘱咐道：“你写点东西给我，各方面的问题都要提到，十天，我等着。”
周总理似乎对这件事特别上心，不仅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现在也单独和曹禺讲了一遍，就连坐车准备回去的时候，仍回过头说：“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曹禺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仅应当和人民共患难，还要为人民奉献一些精神食粮，从精神的层面，激发人民度过困难，战胜困难。
那个时候，曹禺已经50岁了，他的精力大不如前，身体也变得多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请梅阡、于是之来合作。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在历史题材中发觉新意，另辟蹊径，终于写出了《胆剑篇》。
1961年10月，在北京人艺剧院，《胆剑篇》第一次公演。周恩来看了以后，首先肯定了这部戏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创作思想上存有某些包袱。
这一点，曹禺也很认同，他在“广州会议”上就有提到。
广州会议之后，曹禺收拾心情，又开始着手写《王昭君》。
谈起《王昭君》，还有一段序曲呢！
那是1960年的冬天，在北京政协礼堂一次集会上，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同志向周总理反映了一个情况，周总理听后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个王昭君的戏吧！”
这之后，曹禺为了写出《王昭君》，专门到内蒙草原上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收集流传于蒙古族民间的传说故事。
那时，田汉从电视上看到曹禺在内蒙草原骑马扬鞭的场景，兴奋不已，大笔一挥之下，写了一首七绝：
“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冢黄沙带笔归。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曹禺看到这首七绝后，深感不能辜负人们的期望，从广州会议结束回京以后，便开始伏案创作。
创作《王昭君》，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1976年1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沉痛的语调，宣布了周总理已经逝世。
当时，正在家里写作的曹禺也听到了，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又听了一遍。当他听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往下一沉，眼泪马上就如同决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曹禺呆愣在原地，嘴里不停地喃喃道：“周总理逝世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几天后，曹禺从悲痛中缓过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把《王昭君》创作出来，以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话剧《王昭君》正式公演的时候，曹禺第一个请的人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邓颖超看完《王昭君》后，紧握曹禺的手，激动地说：“你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恩来知道的话，一行会含笑九泉的。”
曹禺也留着泪说：“我把这个剧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详情页设计，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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