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11-03 11:41 点击次数：130
10月14日下午，陈有银在家展示大桥模型。
陈有银和妻子许珍茹的合照。
10月14日傍晚，陈有银在自家门前打电话。
陈有银和妻子许珍茹年轻时的合照。
10月15日傍晚，陈有银走在乡间小路上。
是时候出发了。几年前，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侯家铺村的老兵陈有银就梦想去武汉看一眼那座雄伟的长江大桥。“桥下面走火车，上面走汽车、自行车、行人”，20世纪70年代，连长曾这样向他描述这座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的长江大桥。
连长说桥“非常美，非常壮观”。那之后，陈有银便将这座桥，连同他5年最快乐的青春时光记在了心里。
眨眼间，50多年过去，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老人已75岁，脊背佝偻，满头白发。
今年暑假，他决定前往500多公里外的开封看看曾经的老连队，再去武汉看一眼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大桥。
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
“坐火车太贵了。”陈有银说，他只在当兵时坐过火车。他从邻居小孩那儿借来一辆自行车，以为四五天就能骑到武汉。但事实上，他足足骑了一个月，没带地图、身份证，还把手机的电池抠掉了。“怕有人给我打电话。”老人说。
结果，儿女们为了找他一个月没上班，还报警、登了寻人启事。后来是他在武汉的一个派出所问路，儿女们才得知他的消息。
“没想到他们会为了找我放下工作。”10月15日，陈有银坐在沙发上，语气中流露出愧疚与悔意。
儿子陈东毅至今没问过父亲去武汉的事。他知道父亲这些年不容易，想去外面看看。但他不理解，那座大桥到底美在哪里，让父亲如此执着前往。
陈有银的突然失踪、归来，在村里引起不小的震荡。一拨拨媒体接连到访，他既惊喜又慌张，“我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活要紧，他决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让出走带来的浪花重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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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铺村位于华胥镇山脚下，紧邻312国道，一座座二层楼房错落排列。陈有银的家也是一座二层楼房，有个小院，种着辣椒、青菜、蒜苗。十几年前儿子结婚，西边的两间屋子简单装修成了婚房，其余屋子地砖仍是土砖。一下雨，墙面渗水，白色的墙皮一片片掉到床上。
村民们对陈有银的印象是“好人”“老实”，还有“性子直”。一位老人说，陈有银在村里义务当过十几年民兵连长，“不是见啥人说啥话”。他还说陈有银认定的事必须完成，比如地里长杂草，别人都是打除草剂，陈有银要连根锄掉，一干就是四五天，“他有这个决心”。
过去40多年，陈有银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去的最远的地方是20公里外的蓝田县城，主要是去给妻子许珍茹买药——孩子十几岁时，许珍茹患上精神分裂症。
之后，许珍茹病情反反复复，都是陈有银带她去县城看病，做饭给她吃。
8月8日，陈有银照常做完午饭。饭后，见孙子、孙女和老伴都睡下，他决定实施那个在心里酝酿已久的计划——
“再不出去就没有机会了。”陈有银说，1970年，当时的公社和他一起去开封当兵的有29人，其中十几个已陆续离开人世。听战友提到去武汉和开封，他也想去外面看看，“说不定哪天人就不行了”。
定在今年暑假出发，是因为这时地里正是农闲时间。更重要的是，孙女今年考上大专，孙子暑假后要读寄宿高中，儿子一家不用再在西安租房，搬回了村里住。“即使我不在，也有人给老伴做饭。”他想。
临走前，看到家里的油用完了，他特地去商店买了一桶补上，“他们就不用买了”。
他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许珍茹注意到老伴些许的反常。陈东毅则觉得那几天父亲的眼神“怪怪的”，但两人都没有多想。
8月8日12点半，蓝田的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村里几乎看不到人。陈有银穿着一件短袖、一条裤子、一双凉鞋出发了。由于走得匆忙，他只带了两件衬衫，一件从部队带回来的保存了多年的雨衣，还有1400元现金。“一天最多用10块钱。”他想。
他把现金放进裤子的后兜，从村口的312国道出发，伴随来往货车的轰隆声和不断扬起的灰尘，一口气骑了四五十公里，到达渭南市与蓝田县的交界处。
他说自己一路上什么都没想。不用想第二天要起来做饭、洗衣服、打理山上那一亩挣不到钱的土地。也不用想着照看孙子孙女，给小孙子喂奶、洗奶瓶。
“（照看孙子）那几年是最难的。”陈有银说，那时孙子还不到1岁小程序美工，儿子、儿媳都去西安上班，好几天才回来一趟。他每天醒来先把牛奶、馍、鸡蛋热上，喂完孙子，再送3岁多的孙女去学校，回来再洗奶瓶、做饭，中午接孙女回家，整天就是这些事。
陈有银不敢在外面过夜，和战友聚会也不例外。“我要回家给老伴做饭。”有一次，他去县里参加战友聚会，饭都没吃就走了。
他也想去外面找活干，但都因家里走不开作罢，一辈子靠种地为生。“把我困得哪里也去不成。”说话时，陈有银总是低头看着地面、沙发，或者裤子。
这个夏天，他终于走了出去。中途，感觉空气像“打开暖水壶出来的蒸汽”一样热，他买了一大瓶可乐，一条毛巾，把毛巾搭在肩膀上。
8月8日傍晚，天快黑了，他停在一个街边的小集市上，花6元吃了一碗面，在一个商铺旁的台阶上，铺上雨衣睡下，很快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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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75岁的老人来说，走完几百公里并不容易。陈有银说，自己一路问路，每晚用石子在地上标记方向，但有时还是会迷路。
一个多月过去，他对这趟旅途的很多记忆已经模糊，只能依稀记起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和建筑。
他记得自己到达渭南与蓝田的交界处后，根据一位路人的指引，朝着河南的方向骑去。路上，他又捡了两个大塑料瓶，用水冲一冲，放到车筐里。他在加油站接水、洗漱，在路边的水池洗衣服，衣服搭在车架上，没一会儿就晒干了。
为了保证安全，他看到路上的车灯亮起就停下，天亮再出发。
“完全不记得星期几、几号。”陈有银说，他失去了时间概念，“心劲上来了，只是一路不停走”。
根据记忆，他推测自己先到了渭南市潼关县，之后到河南三门峡，再经郑州，最后到了开封。
进入河南地界，他看到一路不是树木就是庄稼地，心情愉悦。以前当兵去许昌、漯河拉练，路上遍布沙尘，衣服洗完晒干，一抖都是土。如今，眼前的道路两旁栽满了苹果树、桃树。“环境都好了。”
他还看到无人机给大片稻田喷洒农药。在老家，农民们还要背着喷雾器打药，一亩地半天才能打完，这里几十亩地一个小时就喷完了。
一路上，他从没觉得危险，只想着“能尽量多走就多走”。不知道骑了多少天，他到了开封，一进城便向部队所在的东郊骑去。“部队旁边有个化肥厂。”等他找到那家化肥厂，发现部队已迁到西郊，周围原来的土墙砖房换成了楼房，高粱改种成稻子、小麦。他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50年前，想起部队周末放电影，附近村民都来看，广场上摆满了板凳，很热闹。
“部队生活确实很好。”作为村里仅有的两个入伍者之一，陈有银曾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那时村民们在地里辛苦劳作一天，只能挣得3角钱。而他当兵相对轻松，一个月能挣6元钱，部队有肉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他记得有个战友一开始不会写名字，回家后能读报纸。他的字也是在部队上练出来的。
周末，他和战友一起去城里玩，一个月只花1元，其余的钱都寄回家里。
他记得很多好玩的事。有个“同志”往家写信，把哥哥嫂子写成了哥哥“婶子”。一个士兵给妈妈的信上，带一双袜子写成了带一双“妹子”。
谈起这些事，陈有银的笑容多了起来，眼睛不再看地面。陈有银说，那5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啥都不用操心，干什么都幸福”。
武汉长江大桥是在一次闲聊时提到的。连长黄火生是湖北仙桃人，曾在家乡当通信员。听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他特地去了一趟武汉。
在桥下，他看着绿皮火车开过，发出嘟嘟的声响，窗户里满是人头。桥上，他看到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桥下轮船穿梭，“很是壮观”。到部队，他将这个场面转述给全国各地来的新兵。士兵们都很向往。
“它建成时轰动全国，广播里、报纸上都有它的消息。”陈有银当年的指导员回忆，1968年，他有幸作为积极分子去武汉开会，特地去看了大桥。后来，指导员的外甥去武汉，他还专门让外甥拍了一张大桥的照片寄过来。
在上一代人心里，它是强大、坚固、希望的象征。雷锋和它合影。毛泽东为它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篇。大桥通车那天，30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过，5万多人观礼。
“接新兵的人一开始说去武汉，我们都很兴奋。结果去了开封。”此后多年，陈有银都常常想起这座大桥，“心里有个念想”。
如今，他终于离它更近一步。抵达开封东郊后，听说部队已搬走，他又马不停蹄赶到西郊，根据番号找到了部队新址。
询问过他的身份，对方把他领进门，带他看了看士兵的宿舍，里面有洗澡的地方、卫生间，他感觉设施比以前好多了。原本，他想去试试当兵时操作过的炮、枪，但赶上大部队外出训练，驻守营房的只有几个人。
他在士兵宿舍住了一晚，获赠一双新鞋、新袜子，感觉“像孩子回到自己家”一样亲切。但他没多逗留，次日天一亮，他就再次启程，踏上去武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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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有银一路驶向记忆里的大桥时，他不知道，家人们正在焦急地寻找他。
8月8日下午5点，许珍茹发现陈有银迟迟没有回家，让孙子给儿子、儿媳打电话。下午6点半，陈东毅和妻子开始在村里找人，一直找到晚上11点多无果，当晚报了警。
一家人彻夜无眠。听到有人说可能在山上的祖坟那儿，陈东毅凌晨两点多开车去山上找。怕夜里看不清，早上5点多，他又去了一次。
7点多，他赶往派出所，从监控里看到父亲中午沿着河，骑往蓝田县方向，之后便不见踪迹。
8月10日，他号召全村年轻人去各个镇上贴传单寻人。有人说，陈有银可能躲在战友家里，陈东毅和姐姐陈艳丽又挨家挨户去找，都没找到。还有人传言，陈有银是因为和儿媳不和，离家出走。
“我媳妇听到这些小程序美工，前一阵子很不好受。”夫妻俩对毫无根据的流言感到无奈。
一星期寻找无果，姐弟俩只能等待。其间，有人提供线索，说在一个村看到像陈有银的人，陈东毅的妻子、姐夫连忙过去查监控。有人说高速路口撞了人，他们又想方设法确认被撞者的身份。
实在没办法，陈东毅最后只能去派出所定期询问是否有父亲的消息。“再找不到就上班吧。”眼看快一个月了，陈东毅的舅舅劝慰两个孩子。
“他可能是嫌俺病的时间太长了。想离开这个家。”一个月来，许珍茹无心看电视，常常失眠，吃两片安眠药也不起作用。她说村里曾组织老党员去县里旅游一天，陈有银不去，结果这回一走就是一个月。“不论谁也会生气。你跟我说想出去转转，咱也能理解。”
陈东毅春节时曾问父亲，深圳亚马逊美工招聘要不要去延安或者开封逛一圈，陈有银也说不去。“结果自己骑着车去了。”
陈东毅觉得，让父亲难以开口的根源还是钱。他坦陈家里并不富裕，父母多年来生活节俭。以前，爷爷奶奶还在时，几个在外工作的伯父常往家里寄钱。后来，爷爷去世，妈妈生病，家里经济紧张起来，时不时需要亲人救济。
初中毕业后，陈东毅四处打工补贴家里。他干过油漆工，当过厨师，跑过印刷业务，开了几年货车，还在西安当过出租车司机，之后为一家公司开车至今。陈东毅的妻子在市里卖衣服，两人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但要租房，孩子要上学、补课，“攒不下什么钱”。陈东毅直言，能维持生活已算不错。
姐姐陈艳丽的手头也不宽裕。初中毕业后，她去县里的纺织厂打工，之后结婚带娃，近两年才开始出来工作，现在在小区给人做饭。
在陈有银心里，没有比两个孩子的工作更重要的事。
陈东毅说，村里办红白喜事，各家年轻人都会去帮衬，但陈有银从没给他打过电话，“怕耽误我挣钱”。他也曾多次对父亲讲，需要去县里买药找他，陈有银也没说过。
“我想问俺爸，你要儿女的目的是啥？”10月14日晚上，陈东毅坐在床上，向父亲问道。
“为自己，也是为国家。”陈有银觉得，自己能做的就不麻烦孩子，至于其他的，他没多想。
但这次因为他远走，儿女们休假一个月，付出的经济成本够得上全家去武汉玩几天了。“咋不后悔，也后悔。”陈有银说他中途想到过家人，但没想到孩子们会为了找他花这么大代价。
离开部队后，他的旅途还在继续。摸了摸兜里的现金，还有六七百元。他想，“够去趟武汉了”。
去武汉之前，他还去了一趟郑州。在郑州，他逗留了两晚，为了看看年轻时战友提到的二七纪念馆。
傍晚，郑州二七广场车流不息，商场巨大的LED屏幕上放映着国旗和字幕，纪念馆亮着灯。“灯一层层，很亮。”
害怕花钱买票，他没进纪念馆。他不知道纪念馆可以免费参观。
带着遗憾，他前往目的地武汉。中途睡觉感到冷，他从垃圾箱里捡了一件西装，晚上套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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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晚上，陈有银终于抵达武汉，眼前就是一座桥。他以为终点到了。
次日一早，他走上去却发现认错了桥。桥上只能通汽车、行人，但也很漂亮。他在一侧人行道上走，看到对面桥架有5层楼那么高。
一位清洁工师傅告诉他，武汉长江大桥距离那里还有20里路。他继续往城里骑去，连续又看到两座桥，还不是那座大桥。
途中，他看到路上一辆汽车，没有驾驶员，还能躲避障碍物。“我心里很奇怪。”询问路人，他才知道这是无人驾驶汽车。
“现在国家发展真快啊。”他不禁感叹。
他又问路人，孝感离武汉有多远，想去看看，“我们军区总部在那里”。
但走着走着，他看到了小学生背着书包，后面跟着大人，“开学了”，陈有银说，直到那时，他才有时间概念，意识到应该回家了，“再不回去老伴没人管了”。
于是，他决定不看桥，也不去孝感了，返程回家。
天色已晚，他准备次日再走，躺在一张长椅上睡着了。不知过去多久，朦胧中，他感觉在下雨，睁眼看到一辆洒水车，街上人来人往，天上有星星。
“天亮了吧。”他想。
他推着车子在街上“走啊走”，在一栋栋城市的高楼里迷失了方向。走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头的汉西警务站，他透过玻璃看到有民警值班，停下车问路，才知道还是夜里11点。
他回忆，民警询问了他的身份，问他来武汉做什么。之后，民警在电脑上查到了他的信息，和蓝田县民警取得联系。
9月8日凌晨12点多，陈东毅从武汉民警那里得知父亲的消息。民警说，可以买张火车票把陈有银送回西安，陈东毅婉拒，和堂哥、舅舅连夜开车赶到武汉接父亲。“怕他又走，找不到他了。”
后来，陈有银的故事被报道后，引发网友讨论。“这一路独属于他自己，是自由的、惬意的。”“他回到十八岁，回到了部队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网友们给这个故事赋予了浪漫、自由的色彩。
但在派出所，陈东毅看到的是一个“流浪汉”形象的父亲：胡子拉碴，裤带缩了一圈，西装上沾着硬土块，鞋、裤子都是脏兮兮的。虽然父亲精神不错，但他心里一阵难过。他开了一间房，让父亲洗澡、换上新衣服、理发，又找人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民警，带父亲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陈东毅什么都没说。
回家后，他也没问过父亲去看大桥的事。父子俩默契得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但陈东毅心里很内疚。
但陈有银很自信，“我什么病都没有”。他觉得700多公里的回程，四五天就能骑回家。
陈艳丽也埋怨自己，没跟父亲深入交流过，没带父母旅游过。她和弟弟约好，过年带父亲再去一趟武汉，弥补没看到长江大桥的遗憾。但陈有银还是说不去。
“农村人从脑子里边穷，有钱了他也不想花。”陈东毅说，有的旅行社来村里宣传，每个老人交一二十元，管两顿饭、发鸡蛋，拉着老人去周边转转，老人们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侯家铺村的老人们喜欢饭后坐在石墩上晒太阳，个别老人去村里的商店打牌，消磨时光。村子里多数时候都是寂静的，白天人迹寥寥。傍晚，在外开网约车、货车，在镇上工作的中年人回到家，村里多了一些谈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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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美工陈有银回到家后，不少村民来家里看望他。他不提路上的辛劳，只说自己一路遇到不少好人。有人不要他饭钱，还给他馍。有骑行的年轻人递给他水喝。还有骑摩托车的女士给他打灯，后来警察来了，护送他走完了山路。
令他难过的是，儿子接他回家时，把他的雨衣、军鞋都扔了。“鞋很结实，也很舒服，穿三年也穿不烂。”他有些心疼，过了会儿又说，“总不能再回去捡回来”。
陈东毅对此不理解，“都脏了。干嘛留着？”他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看那座大桥，不理解网友对父亲出走的褒扬，“他骑行这个事我觉得还不如照顾我母亲伟大”。
陈艳丽也不理解父亲对那座桥的执念。小时候，她看到过一张父亲的单人军装照，知道父亲当过兵。但在哪当的兵，不知道。
姐弟俩也都没听陈有银讲过部队上的事，成家后，他们更没有精力过问父亲的过去。
“我们沟通少。”陈东毅说，和父亲的日常对话就是“吃点嘛，干甚”。
在陈艳丽记忆里，父亲一直很爱干净，出去买菜要换干净衣服，鞋擦得亮亮的。有时，陈艳丽看到父亲用粉笔在地上写写画画，但不知写的什么。
“想到什么写什么。”陈有银说，多数时候写完就擦掉。“他妈不愿意叫我在地上乱画。”
他在地上写过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三军过后尽开颜。”说着，他背了几句毛主席 的诗。
他曾想过写日记，记录快速流逝的生活，但最终懒得动笔。早起没事时，他会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去县里逛一圈，“心里很快乐。”下雨天，他拨通战友的电话，聊几句打发时间。
虽然嘴上跟孩子说不去武汉，但当武汉文旅局邀请他们一家国庆去游玩时，陈有银还是很高兴，他特地穿了皮鞋、夹克，白衬衫的第一颗扣子紧紧系着。陈东毅记得，去武汉的高铁经过隧道、农田、房屋，父亲感到稀奇，望了一路。
这一次，陈有银终于看到了长江大桥。60多年过去了，虽然武汉又建了很多座桥，但它依然坚固宏伟，桥上的车流日夜不息。“确实很雄伟。”陈有银在酒店就能望到长江大桥，他觉得夜晚的长江大桥比白天更加漂亮。
那几天，他们登了黄鹤楼，游了东西湖，参观了军事博物馆。临走前，他还收到一个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筑模型、一本介绍全国各地桥梁的书籍。
他不知道，如今，长江上架起的桥有的公里数更长，有的跨度更大，有的用材更好，那座大桥已经不是最现代化的代表。
回到家里，陈有银开心地给战友们打电话，分享在武汉的见闻。他在网络上的消息也在战友的微信群里流传，有战友想请他去县城聚会，他拒绝了，“去了应该请大家吃饭，最少不得几百块钱”。
回家后，他跟孙子讲无人驾驶汽车，“不好好学习，就被社会淘汰”。但有无人驾驶汽车单位邀请他去参观，他没有同意。儿子就是一名司机。“万一发展快了，司机就没有饭吃。”
在村里，他的行为获得了年轻人的赞赏。有人专门跑到家里，看他从武汉带回来的宝贝，“他们也没见过，稀奇”。有人说，他的方式有些偏激，但精神值得赞赏，“为了实现梦想”。
也有上了年纪的人依然觉得他的行为不正常。“跟儿子不说一声就走，你想想是为什么。”一位老人说。
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不同的是，陈东毅发现，父亲从武汉回来后，更加轻松，话也多了。陈有银也感觉到了儿子的变化，还没等他回来，儿子、儿媳就提前把家里的地种上麦苗，等他到家，地里的麦苗已经露出了芽。
“人有父母在的时候就依靠父母，没有父母，他自己应该担当的就得担当。”他摩挲着手里的电话本，缓缓说道。
这几年，陈东毅一直在努力让这个家变得更好。不工作时，他带父母去旁边的白鹿原转了转。他把姐姐叫回家，一家人去周边的饭馆吃饭。去年，他花1万元翻修了院里的旱厕，地面上的防滑瓷砖方便老人上厕所。从武汉回来后，他给父亲又买了一个带手电的老年机，让他夜里有光照着。
陈有银对目前的生活感到知足。老伴病好多了，可以自己出门打牌、遛弯。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再没什么思想负担。”
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他和老伴都希望去北京看看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买一枝花献给毛主席。但他没跟孩子讲过这件事。
他唯一表露过想法的对象，是60多岁的侄子，也是陈艳丽的表哥。陈艳丽听表哥说，父亲离家前，他曾去家里看陈有银。谈话间，陈有银无意说道：“我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要看有没有机会。”
几天之后，他朝着武汉长江大桥的方向一路驶去，没有回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小程序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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